1984届  钱小兵

84年从市一中初中毕业,距今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记忆,宛如一条波光粼粼的河,蜿蜒地穿过了青年时代冲动的激流,缓缓地迂回到了那个生命从混沌走向清晰的拐点……

㈠

二十八年前,我从有南通“西北利亚”之称的九圩港的一所乡村小学,懵懵懂懂地考进了这所当时人人羡慕的重点中学。从来不当面表扬孩子的母亲为我做了一顿红烧肉,却乐坏了“搭便车”的弟弟。

那是一个夏日的上午,听着满耳的蝉鸣,我坐在父亲进城买煤球的三轮车上,一路颠簸地去市一中报名。足足骑了一个多小时,豆大的汗珠从父亲裸露的脊背上滚落下来……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物质的贫乏,父母的艰辛与不懈。

㈡

班主任叫顾海珊,兼教代数。他中等的个头,标准的身材,敦厚的嗓音,漂亮的包头总是抹得油亮。开口就说“你们的人生就像一张白纸,从现在开始,就要在这张白纸上,用自己的手,描绘未来的图画. ”二十八年后,我常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画了一半的这张人生图画在顾老师看来还算不算美?

顾老师最“钟爱”的还是稍微落后点的学生,走街串巷,频频家访;苦口婆心,“恨铁不成钢”。

有时课间收到其他任课老师的投诉，他便兴冲冲地赶到教室，“XXX，你出来！”猛地一喝，额头的青筋，陡然暴了起来……在最初的抵赖后，“肇事”的学生终于耷拉下脑袋，以沉默表示了“认罪”与服贴。联想到现在，教师不能或不敢管教学生已成了社会问题，竟需要教育部专门明文颁法确认，不得不令人唏嘘。

令人难忘的还有其他几位任课老师。

到了初二，有了几何课。用直尺、三角尺和圆规，在白纸上画出各种线条和图形，有时我还偷偷地着上各种颜色，委实是件有趣的事。但教几何的翁佩如老师却不那么“可爱”，她是同年级四班的班主任，短发齐耳，目光犀利，行事干练。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数学语言，无论描述概念还是分析问题，精确、简洁，多一字不“必要”，少一字不“充分”，完美的语言后面是完美的逻辑。回答问题，如果你吞吞吐吐，啰里八嗦，即使你说对了，她也绝对没有好脸色给你看。当年，我曾悚然于她的严厉，在走廊里遇到她，也不敢直面她的眼睛。然而，我现在终于尝到了她的“严厉”带来的甜头。现在，我管理着几个企业，头绪杂乱，事务纷繁，却能处乱不惊，冷静相对。还算严谨的逻辑思维、稍具收敛与发散的分析能力、高效简洁的语言沟通能力，都深深地受到了翁老师的影响。严师胜于名师啊！

还有教我们语文的程敷玮老师，记忆中她有时象一位慈祥的奶奶，有时却从老花镜后露出严厉的目光。她教语文，不但教学问，还教态度。记得有一次我突然被叫到前面一座西洋风格的办公楼的二楼，她摊开我最近写的一篇作文，和气地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可是字太潦草呵！”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直到现在，每当我心不在焉地在信笺纸上“鬼画符”般写字的时候，眼前便会浮出程老师的面孔，顿然正襟危坐，工笔行文。老师的一次谈话，竟能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习惯。程老师，就象一缕温煦的春风，把“真、善、美”吹向我们刚刚萌芽的心田。中考之前，怕我的笔记本有漏，她还特地把她的教科书借给了我，一行行娟秀的小字，，密密麻麻，评语批注，散落其间，虽近期末，然书本却如新刊，散发着油印的墨香。师恩永难忘呵！

最近，我探望了病中的程老师。她已经八十三岁了，萧瑟秋风，孤影摇曳。虽已不能说话，听到我来了，她努力地睁开了眼睛。眼睛还象三十年前那么清澈，清秀的眉目间露出了些许笑意，就那么看着我，无言里是回忆，是期许，是欣慰……我的鼻子一酸。

还有其他青年教师，那时，他们刚从文革结束后的各类大学.专科学校毕业，个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与激情。有教物理的叶恒星老师、教英语的孙敏华老师，朱瑞凯老师（现在是旅美华人商界领袖，曾出席奥巴马总统的就职仪式），教化学的邹竹林老师，还有把我们代过几课语文的钱晨辰老师，（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个才子，后来果然成了南通的资深名记者）。

㈢

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从混乱走向秩序的时代，从野蛮走向理性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时代，到处张贴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勇攀科学高峰”的标语。那时的校园，充满了生气、正气、充满了朝气蓬勃的向上精神。每天晚上，住宿的学生都自觉在教室里晚自修，临近高考、中考，学校后面的阶梯教室里灯火辉煌，人满为患，莘莘学子，带着大馒头和开水，双眼通红，彻夜奋战。

那时的我，羼弱而敏感，内向而勤奋。初一的时候，学校没有房子供我们寄宿，我和几个家住九圩港附近的同校学生，只好天天回家。每天五点钟起床，冬天在寒冷的北风里等着十路公共汽车，车小人多，大多时候被挤得双脚离地，无法动弹，时间长了，倒也怡然自得，安处其中，车行至茶庵殿附近，便须提前“在空中”挣扎着移向车门。有一次，行至孩儿巷校门站头，我刚满头大汗地挤下车，忽听车内传来“哇”的一声哭，原来是一个小女生被夹在人堆里，无法下车，只得发出SOS呼救……

学至初二，我们开始寄宿，每晚是例行的夜自修。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这个年级的寄宿生集中在西头一班的教室里，可能是难耐夜读之寂寞，有几个早熟的男生，学着那时流行的“姿三四郎”的模样，把竹棒当着武士的刀，在教室的一角切磋起来。招式刚刚展开，突然从外面闯进来一个敦实汉子，穿着短袖白衬衫，天庭饱满，气宇轩昂。他二话不说，在黑板上“唰唰 唰”，天马行空地写下了两行字“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根”（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甫的诗句）写罢，“我叫周天！”粉笔一扔，扬长而去。全场肃然，习武的调皮学生，竟被吓得双手痉挛，竹刀握在手里愣是松不下来。当时的校风之正，可见一斑。

㈣

初三的时候，临近中考。由于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优秀，班主任顾海珊老师拼命动员我上本校的高中，将来考大学。可我的父母却盘算着让我的户口早点从农村这个“苦海”中挣脱出来，希望我考个中专之类的以便早点出来工作赚钱。顾老师感到问题严重，把我的父亲“抓”到时任一中教导主任何广余先生的办公室里，两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竟未能说服我的父亲，气得顾老师大骂我爸“鼠目寸光！”结果我以全校中考第一的成绩，“灰溜溜”地考取了历史悠久而且吃饭免费的南通师范第一届五年制大专班，实现了我父母“不上高中直通大专”的理想。不能自主的人生列车在岔道口被父母的扳手“扳”进了另一条轨道。

㈤

通师是一所培养小学老师的学校，这所我当时不太想进的学校，却是一所充满人文精神与古希腊式自由理想的学校。在这里，我得到了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得到了艺术的熏陶，得到了精神的自由，领悟到什么是全面，自由的人性。后来，当了四年小学教师之后，我出来进入了外贸行业。再后来我创立自己的外贸公司，创立了几个生产工厂，在海外（日本）创立了营销据点。前几年，又由服装外贸行业发展到金属加工（钣金）行业。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夏天扛着蚊虫叮咬，冬天顶着棉被，通宵达旦，自学外语和专业知识;创业早期，跌跌爬爬，九死一生。

人生的道路荆棘丛生、迷雾重重，但不必埋怨父母，不必埋怨上司，不必埋怨环境。自己的世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开辟。而这一切，深究其源，均来源于不可动摇的自信，这种自信，根植于当年的一中母校“精英教育”的深厚土壤。当年，我们以“分数论高低”这种现在看来不太科学却又相对公平的方式考取了这所重点中学，却由此终身树立了自己的“争一流”意识，树立了“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我想，这才是母校送给我们的真正财富，但愿这种DNA能够留传给我的下一代。

㈥

毕业二十五年了，虽然我再也未回到一中校园，可那里却是我梦牵魂绕的地方。校园中间青砖红瓦的三排平房，是我们初中部的教室，那里转来了朗朗的读书声。教室前后，一排排冬青，相间其中，青翠欲滴，整齐的花坛里，盛开着鲜红的鸡冠、婷婷的美人蕉；校园的后面，稍显宽敞，秋日的果树，红叶疏落，结满了沉甸甸的喜悦，枝头背后是一幢青黛色的小楼，两层，那是我们向往的高中部。中国红的廊柱，早已褪成了土黄，却刻满了沧桑的印记，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那里，寄托着无数学子的殷切希翼，那里，萦绕着我没有实现的大学梦想;初中部前面是一幢西洋风格的楼房，圆形的拱门，紫红的廊柱，陈旧的木板地散发着古典与优雅的气息，诉说着这所学校不凡的血统与历史。洋楼的前面是座花园，青砖铺就的小径，蜿蜒其中。春天来了，那里有嫣红的蔷薇，带刺的玫瑰，翠绿的小叶黄叶，暗红的石榴果，沉沉欲坠，小蜜蜂“嗡嗡”地忙于其间，“呼”的掠过了我们幼稚的面庞……

一中母校，我的梦回之地，我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