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届   姚 远

今年是我的第三个本命年，离开南通、离开一中至今也有18年了。而从出生到上大学前的18年，我几乎都是在市一中的校园内度过的……可以说，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一中的孩子。

我是一中的孩子，住在校园内，作为教师子女，我可能两岁未到，就被抱进了“市一中幼儿园”的大门。

七十年代初的南通市一中幼儿园是紧挨在老阶梯教室北边的一间平房和一块不是很大的空地——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片空地上西南角有一座水泥砌起来的滑梯，东边靠着一中学生宿舍是一副木质跷跷板。平房的一小部分是园长陆树芬奶奶的起居室，剩下的就是孩子们的天地了，经常弥漫着消毒药水的教室里摆放着几张小桌，一些木凳，一张玩具柜和图书柜，最贵重的就算一台脚踏风琴了。教室屋顶是有天窗的，临街的几扇大窗户上焊有铁网，经常有附近陈家小园的小朋友甚至小学生们站在窗台上向我们艳羡地张望。教室外的走廊下排放着几个“马儿”（南通话，意为“便盆”），窗台前整齐地码放着供小朋友便后的草纸。

因为是一中的幼儿园，常有一中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来给我们讲故事、表演具有时代特征的歌舞；当时北朝鲜在华留学生来一中参观，也会来瞅瞅兄弟的社会主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要放假了，发给 “三好儿童”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奖状上豁然盖着“南通市第一中学革委会”的大红印章；也会请有书法专长的一中大朋友在黑板上给小朋友们写上大大的空心体的“再见”。

在孩子面前，戴着一副玳瑁眼镜的园长陆奶奶的威严永远是有相当震慑力的，但更多的时候她是和蔼与宽容的。她善于挖掘每个小朋友的潜质并不吝褒奖，她发现我喜欢画画，常常拿着我的“图画簿”展示并高声地在大众面前夸赞我的绘画特长！我以为我长期对绘画的兴趣直至现在以产品设计为职业，某种层面上与早期陆奶奶的“赏识教育”是分不开的。

当时，每年市一中在大饭堂举办的“元旦文艺晚会”都少不了幼儿园的节目，陆奶奶也会亲自上阵，我记得有一年小朋友演反映小孩娇生惯养的小话剧，到最后陆奶奶客串——夸张地拄着拐杖，敲击着地板，出彩地喊出最后一句台词：“我还小，我还小！”。另一次文艺演出，我的妹妹姚芳代表幼儿园当小主持人报幕，妹妹太小不懂“开始”与“结束”的含义，演出结束了，居然报出了史上经典的“演出到此开始！”，引来台下众多师生的一片欢笑！还记得，当时在一中任教的我父亲姚馨丙曾演过《红灯记》中的鸠山、演过《园丁之歌》中的男一号……总之，我感觉当时的一中，就像一个大家庭，充满着和谐与欢乐。

八十年代初，我先后在城西小学和通师二附上小学，每天出入于一中的校门，得以通过一个小学生的视角观察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市一中的中学生群像：

他们给人的印象大多是朴素的，穿着打补丁衣服的学生并不鲜见；他们对老师或工友极有礼貌，校园甬道上，经常回荡着学生们用南通话招呼老师或校工的声音："X先生早""X师傅好”；

他们学习是刻苦勤奋却又张弛有度的，每到夜晚，校园内的几排教室灯光通亮，晚自修后，寄宿生的宿舍常会传来年轻人的嬉闹声，间或也会飘出口琴或二胡的演奏声。而第二天一大早，往往又是许振国老师、姚福洪老师或缪寿山老师带领寄宿生在操场跑操的口令声把我唤醒……

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每天早晨听着回荡在一中校园内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广播去上学时，迎面向我走来、让我仰望的不光是朝晖下市一中学生们忙碌的身影，更是“莫让年华付水流”80年代新一辈的时代精神。

我用心观察，把我对市一中老师、学生的印象当作绘画素材的一部分。小学六年级参加南通市“六一”少儿现场绘画比赛时，画了一幅《真忙啊！》，并获得一等奖。

小学后的6年，我在一中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代。

当时对于中学的记忆，没有现在的数码相机可随心拍摄，连135胶卷相机也是比较珍贵的……但是，相比我的初中、高中同学，我可能是幸运的，凭借我从初二到高三上学期坚持每天一幅的《美术日记》，我给自己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中学时光图像记忆，我的《美术日记》除了描绘家庭生活，亲人间的一颦一笑外，在学校与同学之间嬉笑打闹、甚至恶作剧都成了日记的内容，当然也忠实勾绘了我们一中70校庆、参加市中学生艺术节、省重点中学来校检查、甚至那场政治风波等历史事件。

说实话，当时在市一中这样的重点中学，能把自己从小对美术的兴趣爱好坚持下去是相当不易的。回想往事，我很感谢母校，感谢一中很多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与照顾，这里我想着重写两位老师：

一位是中学的美术老师吴勉琪先生。其实在我小时候，吴老师见我喜欢画画，就常给我一些铅画纸鼓励我放开来画。中学阶段，他对我关爱有加，我当时除了利用每周日去少年宫、文化宫学画外，在校内主要通过一中的美术兴趣小组抽出点时间画画，是他带领、指导我们几个爱好美术的孩子在校园里写生、外出看展览，到市里参加比赛……

我印象中，中学六年内美术兴趣小组在不大的校园内换过几次地方：初一时是在教工办公大楼西边南北朝向的大平房一隅；初三时就搬到大门传达室的后院角落；之后校门扩建了，就搬到电教大楼顶层的一间小屋；高二有段时间，操场东北端的小楼更名为“课外活动中心”，美术小组和其他的兴趣小组一起在地下室呆过一阵子。环境虽然有点艰苦，但师生同乐，那是一片艺术的净土！高中有回期中作文考试我以此经历写了篇《那边有个快活角》，后刊载于《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上大学后得知该文居然作为范文入编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实验课本《写作与说话》第二册。

直到我中学毕业时，吴老师还是和体育、音乐等老师们共用一间在教工大楼一层、挨着洗手池和阶梯的办公室，名为“艺体学科”。我不由感慨当年吴老师他们支撑着作为一门副科的“美术”在重点中学里的生存空间是多么的不易，而吴老师几乎是在市一中美术素质教育的岗位上无声地奉献了大半辈子！

另一位经常让我感念的是我高二到高三的班主任孙晓东先生。孙老师是教政治的，但他一点都没有常人印象中政治老师的马列教条、严肃敏感。想当年，孙老师相当年轻帅气，思想活跃，谈吐风趣，尤其他上课时几乎不看讲义，怀里揣着课本就进教室开讲，将枯燥的政治理论讲得上天入地，形象深刻。

孙老师善于洞察学生们言行举止，从不轻易对学生发火，看到学生有不对的地方，他通常会笑着和你讲，典型的以柔克刚兼欲擒故纵，让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年，颇有些“愤青”气质、喜欢穿短夹克的孙老师在一中的老师中显得是比较另类的，他在学生面前开诚布公，不摆架子。课堂上，他向我们推介他高考的经历与学习方法；课堂之外，他与我们分享他对时政、对社会、乃至对学校教育的观点看法，针砭得真叫精彩。我们私下里虽喊他“小东子”，但面对他时无一不敬重，老老实实地称谓他“孙老师”。

孙晓东老师除了讲课轻松自如外，他的板书也很艺术，我甚至刻意模仿过他的字体。孙老师和我说过他也曾经在中学学过美术并准备报考过艺术专业，所以他能理解我作为他带的毕业班中唯一一个报考艺术类专业而且是市一中学生的辛苦与困难。我高三上学期曾有大半个学期在南师大参加高考美术培训，作为班主任的他对我一路绿灯，不光嘱咐我一人在外注意安全，安心学画，也帮我向其他任课老师作好说明解释工作。当培训完我从南京回通，第三天就要期中考试，我想已经缺了几个月的课干脆“逃避”考试算了，但这次孙老师没给我开绿灯，同时在我母亲王胜士的鼓励督促下，我突击复习并参加了这次期中考试，考验了自己的勇气和能量。

在专业上，我还要感念他们：给我指导但英年早逝的美术老师陈家杰先生（92年暑假，他猝逝前几天还来过我家点评我大一的画作）；虽没教过我但让我耳濡目染、点拨过我的两位一中美术老师，一是擅长工笔画也会做彩绘泥人的陈焱阿姨，一是擅画肖像、现为旅日画家的范叔如先生；以及写得一手好美术字、健谈仔细的电教室张泽民老师。

让我难忘的老师还有启发我“发散思维就是加一加，减一减”的中学第一位班主任须功先生；有儒雅港派颇具性格、经常给我作文打出高分的语文张启东先生；有比我还会“画”、不用圆规徒手在黑板上画一标准圆“绝活”的物理赵世雄老师；也有永远红光满面、自诩“八级钳工”教制图的易国藩老师……

正是有像许多像他们一样母校师长的真心支持与无私帮助，我如愿考上了高校，实现了我的专业理想。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两家中国知名大型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中从事工业设计与设计管理，2007年12月22日，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表彰为“2007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作为一中出来的孩子，我倍感自豪。

我两岁多的儿子出生在深圳，还没去过南通老家。前些日子，我半开玩笑地教他南通话：“尼瓜来喇里？（你家在哪里？）”

儿子笑呵呵地对我模仿：“尼瓜来喇里？”

我沉思片刻，对儿子笑答：“我家在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