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届  陈鹤云

上高中时，有三位恩师，其中两位与我的学习成绩有关联，一位是卢心竹老师教作文——在所有功课中我学得最好，另一位是邵树恒老师教俄语——在所有功课中我又学得最差；还有一位是曹格老师教语文，与我的学习成绩并无直接关联。

一

卢老走了的消息，是在报上读了有关的回忆录后才知道的。我一直后悔没能及时前去送别，内心怅然。我不敢夸耀自己是他的关门弟子，因为至今一事无成，生怕玷污了他的一世英名，但我以自己是他的一位门生而倍感自豪。

卢老是儒雅学者，学富五车又矜持庄重，留给我最深的印象竟是他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对学生的那份尊重：与学生交谈时，他会习惯性地用手捂住自己的嘴，遇到开心的事情，他自然掩口而笑——这似乎是他与众多老师不同的地方。

那时，卢老仅教我们班的作文。他喜欢朴实、严谨的文风，也喜欢华丽、生动的写作技巧，如果我们的文章中适当点缀几句恰到其好的古诗文，那就会高兴得摇头晃脑、旁若无人地朗读讲评，全然忘记了时空与对象。或许同学们的感觉各不相同，而我就是在这样的朗读声中感受了他的丰采、他的睿智。卢老批改作文异常顶真，三言两语的点评往往能击中要害，用一句俗语来形容，那就是“秤砣虽小压千斤”。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的作文有了质的飞跃。那两年，我的作文全部在80分以上，但听说平行班上有人甚至能达到95分，我莫名惊讶，难以理解，为此专门向卢老请教。他的回答给我留下深深的烙印，还是严格一点好，83、84分应该是范文了，85分就相当拔尖了。幸运的是，我有两篇作文获得86分，可见他对我的厚爱和提携。只可惜我虽然把文学当作梦中情人，但在人生的跋涉中，拐错了一个又一个岔路口：“有位伊人，在水一方……”

写作水平的提高，是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上其乐陶陶。工作上，我成为我们公司的“笔杆子”，好些重要的总结、报告、方案、制度都是我起草的，尤其是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生活中，我选择写作这个突破口传授给儿子，使其从小就学会观察、勤于练笔，提升了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不仅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而且高考的一篇散文几乎获得满分。饮水思源，我的这一套做法无非是在卢老的言传身教中受到启迪，还有就是“水磨的功夫”啦。

曾经的我，“少年不识愁滋味”，由着性子搞什么填诗作词，还自以为得意。有一次，在班级墙报上刊出一首“七绝”，被卢老无意中发现，竟然讲了大半堂课的诗词格律，这才知道押错了韵脚，闹出了大笑话。卢老语重心长，我不禁汗颜，羞愧得无地自容。后来，我自学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籍，懂得了一点“平仄”，才慨叹自己不是这块料，于是从此不敢问津，更不敢自以为是。

1966年底或1967年初，卢老退休了，他赠与我四幅字画作为临别纪念，可惜之后都毁于“文革”。记忆中，两幅国画，一幅灿烂的桃花和几只蜜蜂。还有一幅国色天香的牡丹；两幅墨宝，一幅行书“七律”，还有一幅印象模糊了——这是我的遗憾和悔恨，但我永远会记住这份情深厚意的。我知道他希望他的学生像蜜蜂一样辛勤劳作，有一个桃花般美好的前程。卢老，我辜负了你的厚望，但我可以骄傲地说，这个愿望由我的儿子实现了！

二

邵老师，以他的俄语水准和他目前的年纪，称之谓“邵老”是恰如其分的，但我不想也不愿这么称呼他，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么年富力强、那么温文尔雅、那么风流倜傥。

当年，俄语是我学习的瓶颈。邵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找我促膝谈心。他摸透我的脾性，响鼓还要重锤敲，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功课蛮好的，惟独俄语明显拖了后腿，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学不好，而是不想学好。这个分析实在太高明了，一方面堵住了我的退路，另一方面也找到了我的痼疾之所在。确实，我对俄语不仅没有兴趣，而且简直有点反感。只可惜“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时的我不谙世事，依然故我，而邵老师却宽容我的冲动和骄矜，在成绩稍有进步的时候，就及时予以鼓励，使我的认识也有了一点转变。

还是一句老话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流眼泪。”下乡插队之后，读不到书的我才留恋读书的趣味、读书的难得。推崇读书的价值、读书的高雅。记得1969年，邵老师到我所在的公社来探望慰问知青，我像见到自己的亲人，大胆倾诉了没有书读的难受与郁闷，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习俄语。邵老师对我说，“（俄语）学了也没用啊。”——这是当时环境下所能给予的最大的安慰和最无奈的表白。临别，他又对我说，“书还是要读的。”这句话在那种场合中，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和风险，没有悲天悯人的良知是不会也不敢吐露心声的。这句话对我的启示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鞭策我、激励我，不禁获得了自学大专的文凭，掌握了企业管理的本领，而且扩大了知识面，丰富了业余生活。

招工回城，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职称评聘。中级职称要考外语，而俄语早就被我扔进爪哇国里去了，靠死记硬背，靠囫囵吞枣，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关。不久到了90年代，高级职称还是外语必考，我束手无策，惟一声长叹而已。邵老师知道了这一情况，主动对我说。我来教你。后来，我感到自己大都遗忘了，就不好意思打扰，但是，他的这份情谊我是牢记在心的。好在到了本世纪初，外语可以免试了，我终于获得我们公司目前为止惟一的经济类高级职称——耽搁了整整十年时间！

我想说，俄语学得欠佳只是个人因素，与邵老师无关，其实，他传授的学习方法无疑“灵丹妙药”，在儿子的身上就得到了验证。儿子学英语，我连26个字母都读不准确，怎么办？我想起了邵老师的教诲，无非“熟读”、无非“语法”、无非“扩大阅读范围”，就这样依样画葫芦地督促儿子。当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录取时，我兴奋地打电话告诉邵老师——我是把邵老师当作自己的兄长，因而，也是众多老师中之惟一——他异常高兴，连连向我表示祝贺。现在，我还想告诉邵老师，儿子的英语托福考试也取得优异成绩，终于如愿地出国留学，如愿地找到理想的工作。

三

曹老师在另一个班上担任高中语文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但却是我的“亦师亦友”。

曹老师办事谨慎，绝不张扬，潜移默化中使我深有感触。在校园里也好，在马路上也好，都是他和我打招呼，我很歉意，他总是笑着说，谁叫你眼睛近视呢？——那时，我除了上课，平时是不戴眼镜的——曹老师的平易近人，一方面说明他做人低调，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把我当作他的朋友的。这种忘年交一直保持到他不幸辞世，似乎是1997年，我为他送行，至今仍旧感到惋惜。

我和曹老师是在围棋桌上认识的，俩人曾多次“交锋”而互有胜负。棋风如人，曹老师思维严谨，考虑缜密，喜欢实地，而我率性而为，着迷搏杀，喜欢取势，却不时出现“漏着”。我俩一起“复盘”，研究得失之所在，对于棋艺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我领会了做人的道理。我清楚地记得，他多次邀请我到他家里弈棋，还在那里吃了二三顿便饭。现在，我经济条件慢慢好了，很想回请他，哪怕一次，可惜永远无法实现了！

曹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上过课，但十分关心我的学习，也给了我不少的帮助。记得他曾进叮嘱我多读“杂书”；记得向他请教过《康熙字典》的查阅方法；还记得他有一手“速记”的“绝活”，我赞叹不已，很想跟他学，而他也是答应的，只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也就不了了之了。

真诚、热心、实在，是曹老师做人的风格，即使对我这么一个“百无一用”的学生，也能始终如一。那是我下乡插队之后，有一次他可能有机会到乡下来慰问知青，就事先写了一封信给我，问我需要捎什么东西。我那时缺少一把油布伞，就回信告诉他，他为此特地到我家取了油布伞。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无法成行，只好又把油布伞送回我家，还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付出，而不图回报。因此，与其说他是我的老师，不如说他是我的朋友。

曹老师谨言慎行，与我敢说敢当形成反差，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俩之间的友谊。那心灵的默契，那会心的一笑，往往演变成我回忆学校生活的清馨亮点。在喧嚣浮躁的滚滚红尘中，在商品经济的惊涛骇浪中，保留这么一方净土，我以为是弥足珍贵的。“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当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弥漫早我心头的氤氲，濡湿了我的视线：曹老师，你永远是我的老师。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正是园丁的精心培育，才有90周年的母校如此繁盛的景象。

感谢你们，我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