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一中就读琐忆

1957届  贾涛根

母校一中，九十华诞；念兹在兹，百感交集。作为一个从母校高中毕业后即进入社会，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校友，后来在事业上能有所成绩，并成为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教授级高级编辑，这与在一中德智体美教育上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自是拳拳服膺，铭诸肺腑。不由得欣然走笔，忆述就读当年。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曾在南通市第一中学读书，从初二直到1957年高中毕业。时光荏苒，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学子，如今已届古稀之年，母校生活的详实细节似已淡忘。但认真回忆起来，一中旧事又好似一幅陈年的画作，虽不太明晰，但透过粗略的线条作深层次的思考，对母校的发展进程、校园新风、授业教化、师生情谊等却有了叩动心扉的全新感受。

一

当时还是南通的解放初期，这座新生的城市尚处于百废待兴的艰难岁月。党领导的新政权正以前无古人的勇气和魄力，带领全市人民为南通的美好未来而艰苦奋斗。在振兴教育方面，地方政府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南通市一中的建立便是这种励精图治的生动体现。

南通是一个有着崇尚教育优良传统的城市。然而，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解放前，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日伪的残暴统治，摧残了南通的教育事业，张謇先生在世纪初苦心经营的南通教育，被糟蹋得衰败不堪、一片凋零。到了解放初，南通城里只有南通中学是一座完中，几所初级中学的规模都比较小，师资力量也很薄弱，办学条件十分简陋，与南通这座江北中心城市的地位及未来的发展很不适应。五十年代初，出于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南通市的决策者们就开始着手筹办市里的第二所完全中学。

西门外孩儿巷西北侧有一所私立崇英中学，创办于1919年，原先曾为教会办的女子学校。解放初期学校以小学部为主，初中部每个年级只有个把班级。但是，学校的区位很好，校园的面积也比较大，两幢二层的教学楼和一座礼堂的四周有不少荒废的空地，在该校的基础上筹办一所相当规模的完全中学，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市里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便把建办完中的校址选在了崇英中学。

1952年夏，我在城南西寺隔壁的商益中学读完初一，放暑假时便接到通知，新学年开始要转学到西门外的崇英中学去上初二。等到开学去那儿报到才知道，这是一所暂名南通市初级中学的新学校。系从通师、女师和商益中学抽调了部分老师和初中二、三年级的同学，加上崇英中学的原有师生，又招收了一批初一新生，扩建起了这所新的中学。到了第二年初三同学毕了业，就开始招收高中部首届学生，学校易名为南通市中学。我于1954年初中毕业，当年考入第二届高中。到了1956年，有了高三毕业班同学，学校已成为完全中学，即正式定名为南通市第一中学。

虽然是一所新办的学校，但属于市里扶持的重点中学，一开始就配备了很强的领导班子，调来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又集中了一大批素质较好的学生，加上建国初期全社会所具有的那种面向未来、昂扬进取的精神，市一中里到处洋溢着勤谨苦读、奋发向上的风气。我这个南通城里的穷孩子，就在这样的新环境里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学习生活。

清晨，喝完一大碗稀粥，我便满头冒着热气地的背起破书包，约上附近三两个同班学友，从起凤桥北的深巷里匆匆窜出，踏进西门外大街狭窄光滑的碎石子路，穿梭于熙来攘往的人流，擦过吱吱作响的独轮小车，冲上高高的石拱端平桥，再一溜烟地奔下桥去，远远看到西门望江楼时，便从十字路口朝北一拐，那就到了我们的学校。那时市一中的校门朝东，设在通往大码头、唐家闸的孩儿巷北路头上，对门是人民医院的围墙和低矮的民宅。从简陋的木制大门跨进学校向北是大操场，人们从一条砖铺小路由东向西去到教学区。小路两旁有参差不齐的十多棵大树，靠近教学楼的两三棵悬铃木长得枝繁叶盛，特别粗壮。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当时在南通市区见到的最为高大的法国梧桐树。

我们进一中时，学校里有一前一后、一南一北两幢地基较高、青砖洋瓦的双层教学楼，大约有十来个教室和几间办公室，西端是一座有二三百平方米的大礼堂，圆拱形的砖柱、橙灰色的方瓦、抽动式的窗户，呈现了欧美建筑的特征。底楼的长长回廊把教学楼和礼堂围成一体，在两楼之间形成一块花圃式的庭院，绿草丛中的美人蕉、月季、芍药、菊花……点缀着新生学校的艳丽色彩，春夏之交蔷薇、紫藤盛开，秋冬时节金桂、腊梅竞放，把淡淡的幽香飘送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在学校西北侧距离教学楼约百米不等的地方，分散建有三幢西洋式的小别墅，据说是当年英、美传教士和基督医院外籍医生的住所。彩色的玻璃门窗、雕花的转角楼梯、楼顶上的壁炉烟囱……都让我们好奇不已。

建校初期，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在那两幢教学楼里进行。过了不久，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在老楼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三排平房和一幢两层楼房，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多间教室，为开办完全中学创造了条件。后来又在西北角设立了生活区，建造了好几排学生宿舍，可供远途学生寄宿，从而具备了向县区招生的条件，入校学生的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二

由于年龄偏小，加上家庭穷困，营养严重不良，我从进第一初中的1952年起，一直是班级上身材最为矮小的一个，到高中毕业时身高只有一米四几。但作为一个羸弱的贫困学生，我亲身体验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和爱护。在一中，我连续五年享受乙等人民助学金，除了减免部分学杂费，每天还可以在学校食堂吃一餐免费的午饭。虽然每周只开两次荤，每人仅吃上一两块肉，平日多是青菜、茄儿，或是咸菜、豆腐，但对我们这些到了第三节课就饿得头昏眼花的穷孩子来说，这可是多么丰盛的能够补充身体需要的一餐啊。

在这样一所新生的学校里，有着一股令我没齿难忘的清新风气。老师对同学的体贴爱护，同学之间的融洽互助，在一中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林弥励副校长。上初三那年的冬天，我患了阑尾炎，住进了学校对面的人民医院，汪东来医生为我动了切除手术。当我从麻醉中醒来的时候，发现在病床前的亲人中，竟然还有着无亲无故的林校长，她那双慈祥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生病虽然耽误了学习，但我还是坚持参加了毕业和升学考试，并考上了本校高中部。也许是对一个弱小同学的特殊关爱，发榜的那天傍晚，林校长冒着夏日的酷暑，摸到了深巷里的我家，送来了录取通知书，这又是多么地令我和家人激动万分。市一中七十校庆时，我在母校见到了阔别多年、年事已高的老校长，内心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特意邀请她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合影留念。

在一中五年，为我们讲课的老师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都感到老师们学识渊深、敬业尽责，教学极其认真。其中有若干位的才学和为人特别令人敬重，他们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始终是值得学习和敬重的典范和楷模。徐捷先生曾是我们高中时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对同学的真诚爱护，全都渗透在一丝不苟的教学和井然有序的班级管理中。我们这一批同学后来到了社会上，大多工作勤奋、作风严谨，这与徐先生的教诲与影响是分不开的。我还非常钦佩生物老师朱炳乾先生、教历史的顾正林先生、教语文的罗言武先生、教三角的张启先生……他们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显露了深厚的功底和渊博的学养。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较广的知识面，与在一中时得到贤师的诱掖点化是有一定关系的。还有体育老师熊济民先生，那高亢的口令、响亮的哨音，以及同学们整齐的步伐声，至今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严格的纪律，军训般的要求，练就了我们那一代学子强健的体魄。

值得一提的是俄语教师季旭光先生，他的不留情面、不苟言笑和近乎刻板的教学方式，曾使我感到畏惧和厌恶。但是，就是这种严厉使我受益非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评新闻职称要考外语，我虽然工作很忙，又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培训复习，但就是凭着季先生当年教的那些基础，加上点抢记硬背，我的俄语居然还考了九十多分，使我顺利地评聘上了高级编辑。当时在江苏省的地市级新闻单位中，评上正高职称者凤毛麟角，就我个人而言，旭光先生的功德真是无量啊！

后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些很有才干和思想的老师在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迫害和打击，个别的竟含冤而死，我们得知以后都为之扼腕、叹息不已。三中全会以后，受极左路线迫害的老师都相继平反，恢复了名誉，有的作了昭雪。我曾遇到几位经受过曲折坎坷的老师，他们的精神状态都很振奋，对党的改革开放路线表示拥护，对自己的晚年生活也比较满意，表现了开阔的胸襟、达观的心态，令人十分钦佩，也让我们做学生的感到无比的宽慰。

毕竟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恩师中不少已驾鹤西去，也有的风烛遐龄、久病在身，但也有至今依然矍铄活跃的。万侃如先生当年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物理老师，比班上的大龄同学长不了几岁，但他在教学上的高度责任感曾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十多年前万老师退休了，在师生情谊的促动下，他不辞劳苦地热衷于老校友的联络工作，几乎和每一个能联系上的老师、同学都通了信、挂了电话，锲而不舍地编辑了好几届的校友通讯录，印制后又一本本地寄往了全国各地，为许多班级的老师同学重逢聚会沟通了信息，表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诚恳、执著。如此热心公益，我常常为之感动，更因之自叹弗如。

三

在我的印象里，扎实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中的良好传统。固然，陈雨吉先生、周天先生的政治课讲得极其精彩，对我们这些处于世界观塑造期的青年进行过积极的引导，而更多的是学校里的政治性教育活动搞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一中重视同学的时政教育，可以从每排教室的走廊里都有阅报架看出端倪。这是一种简易的木制报架，用方格状的铁丝把报纸夹在中间，供同学们在两面阅看。当时夹在报架上的主要是《南通市报》，每到下课，报架前后都围满了争相阅读的同学。我从小就对报纸上的时事消息感有兴趣，逐渐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因此，报架上的报纸一更换，我总是挤进人堆，来个先睹为快。

报纸在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对办报人自然也格外的敬重。大概是在1956年的春天，“三�一八”惨案纪念日那天，一中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学校请来了“三�一八”斗争的参与者、时任南通日报副总编辑的王子昌先生，为全校师生作报告。那天，我早早地挤到了台前，等待着自己偶像的到来。当赵宝钰校长把一位身穿浅色长衫，显得文质彬彬的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带进礼堂时，会场上几乎沸腾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把他送上了主席台。他的充满激情、深入浅出的演讲，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还有一件事令人难忘。1957年4月的一天上午，当时的南通市市长林克同志来到了市一中，由赵校长和林副校长的陪同，在我们高三甲班的教室里，与我们这一届即将毕业的高中同学，围坐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和蔼可亲的市长没有一点架子，像兄长一样启发大家谈理想，议前途，启发大家毕业后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他不时插话阐发，既表现了高度的思想水平，又不失诙谐幽默，座谈的气氛十分轻松活跃。就我来说，通过这次座谈，也包括学校一段时期的系列教育，坚定了毕业后如不能升学，就到工农第一线去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心。林克市长的一中之行，反映了五十年代领导者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也充分体现了当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扎实和有效。

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年市一中的一个特色。初春去五山开展营造“青年林”植树活动；“五�四”青年节在大操场上举办篝火晚会；举行阅读《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牛虻》等革命书籍的心得交流会……这些别开生面的活动，让同学们潜移墨化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政治营养。

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一中也十分注意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经常组织和开展一些课余的文体科技活动。我从小喜欢手工劳动，如用废锯条磨成锋利的小刀，用来削制一艘能在水上漂流的小木船，或在筷子顶端雕上各种奇形怪状的人头，或是镌刻简易的木质图章等，都是我的拿手好戏。因此，学校开展航模活动，我的雕虫小技就有了用武之地。没有钱去买标准的航模材料，我就设法去盆桶店的废料堆里找杉木边角料，经过锯削成型，木砂皮打出角度，再用鱼胶粘结，也制成了一架小小的滑翔机模型，用橡皮筋弹射出去居然能在空中盘旋上两圈，在学校的航模竞飞中也拿到了名次。

校里搞美术作品展览，我便到学校东北角不远处的王源吉锅厂，在门外的土堆子上取几块做锅模的无锡黏土，回家掺水捶打成方形或圆形的土坯，风干后在上面浮雕出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的领袖像。当作品挂在展室的墙壁上展出时，就别提我心中有多么得意了。尽管制作得十分简陋粗糙，领袖形象也谈不上准确，但那时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没有人会指责你大逆不道、丑化领袖，但有的是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赞许。后来文革初期像章盛行，我在工厂车间里劳动时，斗胆雕刻了“去安源”、“梅花喜欢漫天雪”等好几枚毛主席像章的钢模，曾冲制出大量像章广为散发，却没有因为造型失准而酿成“政治错误”，还被推荐去省里参加了像章工作会议。我的这点人像浮雕的艺术功底，就是在市一中打下的。

那时学校一排排教室中间过道的墙壁，都用水泥粉刷成大块黑板，分配给各个班级办黑板报。由于陈列于大庭广众之中，相互暗地里有所竞争，各班都挑选一些能手来办报。我喜欢写些小报道，还有点美术基础，又比较热心于此类事情，也就成了班上的办报人员。到了高中部我又成了学校《曙光报》编辑组的成员，经常参加校《曙光报》的出版工作，我主要是搞题头、花边、插画之类，周末常常忙到天黑才回去。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袭来，用水擦洗黑板，边抹边结成闪亮的冰面，手都冻得红肿和麻木了，还坚持按时出报。这种磨练既是技能的培养，更是意志的考验。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走上新闻岗位，这点早期办报的实践，确实使我获益非浅。

一中毕业以后，我没有考上大学，当年就进了工厂，从学徒工干起。因为搞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取得成果，成为市级科技先进工作者，二十来岁就当上了技检部门的科长。同时走了一条半工半读的进修之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南通业余工业大学读机械制造专业，拿到了大专文凭。由于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经常有稿件见诸报端，文革期间下放车间劳动不久，就被市有关方面调到南通市报道组干起了新闻工作。70年代曾一度主持过市通讯报道组的工作，后参与和领导了《南通日报》的复刊和《江海晚报》的创刊，担任了两报的社长和总编辑，90年代初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并被评聘为高级编辑和南通市新闻学术带头人。上世纪末我退到二线，现已退休。回顾这几十年来在“社会大学”里的“打拼”，母校一中当年给予的教育、训迪和陶冶，对我个人的成长、进步，一直发挥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四

高中毕业前夕，我们对今后的个人前途和作为，曾经有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憧憬。然而，风雨兼程中一步步走来，如今进入暮年之时，学友们重逢聚会、回首往事，却没有羞愧，也没有失落，因为我们这一辈子没有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同时，我们也对母校充满了感恩，因为一中给予的良好的教育，为我们立足于社会、无愧于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得临近毕业的那年春天，我们高三两个班级的同学，别开生面的举行了一次“二十年后会见”的化装晚会，这件事至今还令我们老同学碰到一起时为之津津乐道。活动的主题是让大家设想毕业二十年后回到母校聚会的情景，从而进行形象化的理想教育。同学们都张开想象的翅膀大胆假设，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合适的职位和身份上。当时的年代正是共和国蒸蒸日上的发展时期，人们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期望值很高，对个人的前途也存有一些超越现实的梦想。因此有同学把自己化装成刚从月球上乘火箭回母校的科学家，还有功勋卓著的医学家、建筑家、作家等等，几乎没有化装成工人农民的。我也是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假想成一名飞机设计师。为了扮演得更像一些，同学们都设法从家中或亲友处借来成人较好的服装和衣饰，有位同学还把家中珍藏的民国初年的十多枚大勋章拿到班上，当装着这些金光闪闪勋章的皮盒一打开，大家便将其一抢而空，挂在胸前。

那个周末的晚上，布置得花花绿绿的教室里，化装后的同学尽管显得有些滑稽，但大家还尽量装得一本正经，或风度翩翩，或老成持重，或踌躇满志。老师们则是喜形于色，在一旁笑个不停。会见开始了，师生、同学之间互致问候、畅叙别后生涯，一派重逢后的欣喜和豪情。瘦小的我穿着父亲的旧西装，下摆几乎到了膝盖，裤脚是卷了又卷，还系了一根破领带，活象个空心小老倌，也凑热闹似地在场子里乱窜了一通。虽然只是一种虚拟，但大家都满怀着希望，想象着未来的功成名就，尽情沉醉在梦想的快乐里。

真正到了毕业二十年后，由于处在一个急待拨乱反正的特殊年代，散布在祖国各地的同学，没有可能如期回到母校团聚会见。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89年，欣逢一中七十校庆活动，部分老同学才得以重逢。虽说大家都是年至半百的人了，而会面时的那种气氛和热情，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毕业前夕的那次化装晚会上。老同学中虽然没有从月球回来的科学家，但也不乏航空、建筑、水利、生物、医学、政法、教育、工业、农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即便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同学也是意气风发、无怨无悔，因为在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进程中，大家都能积极进取、尽力而为，无愧于母校的培养和教诲。到了1995年春节，在老师的策划下，我们首、二届高中同学共同在母校举行了师生联谊活动；1999年，一中八十校庆，我们有更多的老同学从四面八方回到了母校。近年来，大多老同学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相聚的机会更多了。

2007年金秋时节，我们五七届高中毕业的两个班级五十多位学友，从全国各地回到母校，组织了一次“毕业五十年聚会活动”，身板还很硬朗的万侃如、堵汉卿、周佐善等老师应邀到会，而年届九旬、双目几近失明的罗言武老师，也闻讯坐着轮椅赶来了。姚天勇校长在百忙中到会，向我们介绍了一中近年来的喜人发展和美好前景。在畅所欲言的座谈中，大家追忆当年旧事、重温师生情谊，攀谈别后经历、感悟人生价值，畅叙重逢心得、憧憬晚年生活……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学友们流连忘返于母校校园，久久驻足于当年就读的教室楼前，昔日“同学少年”的情景似又浮现于眼前，也勾起了更多意味深长的思念。我们还乘船夜游了濠河，驱车游览了新城区，参观了苏通大桥、港口、船厂、体育会展中心、火车站等新景观，一个个都陶醉在家乡的美景、母校的温暖、师生同窗的深情厚谊中。告别晚宴上，在当年校园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的激越歌声中，大家约定2009年10月，一中九十校庆时再相会！

转眼间，母校九十华诞即将来临，届时将隆重举行系列庆典活动，学校期望有更多的一中人共襄盛典。我想，我们这些老校友能够带给母校和新生代学友的，是我们的感恩和祝福。

我们在市一中就读的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不久的一个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人们又是充满希望和追求的年代，学校里洋溢着那个年代所形成的团结互助、勤学敬业、奋发向上、敢为人先的育人新风。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强大国家，母校的物质条件亦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尽管时过境迁、物易人非，而一中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清新校风，依然根植校园，得到发扬和光大，这使得老校友们深感欣慰。

在一中九秩大庆之际，衷心祝愿母校在新的征途上永葆名校青春，再创育才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