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届  任 佳

转眼离开母校已经28年了，在我心中，一中依然是属于“我的”！

算起来，跟一中的缘分竟然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延续了整个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十年半，也伴随着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

1971年的初冬，因为文革特殊年代，一中和城西小学好像合并成了一个学校，由当时的南通印染厂工宣队统一进驻，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合并，让我们这一拨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幸运地获取了很多一中的资源。我们的教室就在一中的校园里（三年级以后才搬到对马路的城西小学）、二年级居然就有中学里最牛的英文老师蒋老师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英语课（这在当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二年级就被选进文艺特长班（那时候叫文艺宣传队或小红花之类），由中学部最好的音乐老师郭玉英启蒙的音阶、音准、节奏等等，培养了以后足以享用一生的对音乐的感知和热爱、就连一年级开始的最初两年的体育课，都是由中学的最好的体育老师许振国来教的（据说许老师可是曾经在国家体操队呆过的）。在小学时代的五年半中，因为参加文艺宣传队的各种排练和演出都是跟中学部在一起，所以在我的概念中，我很早就是一中的学生了。这种难得的从小学到中学的连贯，让我拥有了十多个同班了近十年的同学，结下了今生难忘的深厚的同窗情谊，这一直是我最为骄傲和珍惜的一笔人生财富。

76年我们进入中学，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也随之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变革。幸运的是，因为从小学起，我们这个班就享受到了最好的各科老师的教育，文化课一直是同年级的佼佼者，所以到初中时也幸运地被分配到“重点班”（初一时的“重点”其实还是个以文艺特长为选择参考的“文艺班”），班主任周秉惠老师的普通话非常标准（曾经在当年市一中排演现代京剧《杜鹃山》全剧中扮演女主角柯湘，轰动一时），我的普通话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以至于后来到北京上学，没人猜得出我是哪里人。说到普通话，让我想起来教我们数学的吕建波老师，他操一口标准的“狼山牌”，可他的数学课却是特别生动有趣，不过他可是当时数学组教得最好的老师之一。至今他那副颇有“孔乙己”风范的老夫子外貌仍然栩栩如生在我的记忆中。

从初二开始，我参加了不少学生工作，在班级、校团委、学生会都别分担任了一些职务，也得到了很多锻炼。那时候的团委书记是刘季平老师，应该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刚参加工作不久吧，所以也没有太大的距离感，我们经常跟他没大没小，关系很融洽。79年暑假，我作为南通市唯一的一名市级三好生代表去青岛参加全国航海夏令营，离不开刘老师的争取和举荐，那是我初中时期见过的最大的一次市面了。

77年恢复高考以后，高考成为了全国青年追逐的目标，当年大礼堂里坐满了自带板凳马扎、手持厚厚的油印数理化讲义的老三届迎考生的场面，是给所有在校学生强烈的刺激，一中也从此踏上了承受升学率压力的后文革里程。79年我们进入高中，幸运地再次入选“重点班”，幸运地获得当年最优秀的一批老师的教诲。我所在的高一（1）班班主任是康真老师，她的语文教学丝丝入扣，温婉细腻的性格让她班级里的学生都感受到如母亲般的关爱；代数老师是徐捷，满头花白头发，清癯的面容伴着睿智的目光，绝对是智者的风范，他应该是当年的数学组组长吧；教几何的顾敏老师教学水平一流，因为是我同班同学顾建建的妈妈，又是我老家的邻居，所以特别亲切，至今还记得我高考获得高分的成绩是她第一个一清早就到我家敲门来报喜的；英文老师是顾懋蓉，她标准的发音令我们折服，她课余教我们唱英文歌是她教英文的一个特别好的教学方法，象《COUNTRY ROAD》、《JINGLE BELL》等记忆犹新的歌曲都是那时候顾老师教的；不得不说的还有我们的物理老师孙字民，因为他生动形象的教学，使当时他教的两个班的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特别爱上物理课，如果听到有教室传出开心的笑声的一定就是物理课了，物理后来也成了大家最感兴趣的一门理科科目，我后来选择大学的专业多半也跟孙老师有关吧；当然还有我们的化学老师周倩侬，其实她从初三有化学课开始就教我们了，她当年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清瘦的身躯让我联想到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女主角的形象，大概是因为她的职务和严谨的作风，捣蛋的学生对她都有点敬畏，不过她对我们这个班级的学生却是十分亲切的。我至今仍珍藏了一张当年我们几个化学学得不错的学生跟周老师在实验室拍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好像是她当选特级教师后专门拍的），我也成了她当年最得意和喜爱的学生之一。

在一中校园里学习生活了十年半，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教室和操场，很多可能现在已经只存留在我们这一代学生的记忆里了，二十多年的变化一定是翻天覆地的。如今母校九十华诞将临，多少次的魂牵梦绕，今年一定得争取在校庆的时候再回校园。真希望能够在那个时候再次见到那些辛勤抚育我们成长的师长和那些一起同窗苦读如今天各一方的同学。区区千字，其实难以表述对母校的情结，谨以此回忆与师长、同学们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