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届 余曾善

欣然接到母校老师打来的电话，告之母校今年九十校庆。久未通讯谈话当然十分开心。但他要我为回忆母校写短文我却很为难，一是我总共在校三年有两年多是文化大革命，读书时间不长；二是毕业后插队农村八年，回城后又无惊人之举，叫我怎么下笔？可老师一再鼓励我写，我只好答应下来。所好通电话时正有好友在我家喝茶闲聊，他启发了我：

好友：我看你这个文章不好做，我说你不要生气，你去年退休，还是个科员，至今还住在万人新村，这是最老的新村了，人家早是豪宅别墅了，你还是小套。用世俗的眼光看，你一点代表性也没有，文章会有说服力吗？

余：我只能回忆在校里最令我感动的事情。

好友：有令你刻骨铭心至今影响你一生的事吗？你要说真话。

余：我想想，有，那是1966年7月的一个早晨。我刚走近校门，老远就看见我所尊敬的老师们臂戴白袖套，一字排开，在凶神恶煞的红卫兵监督下，一边唱着“********”，一边扇着自己的耳光，最后还念念有词：“我有罪，我有罪。”我一下子惊呆了！眼前的一切太不可思议，太令人震撼了，我稚嫩的心灵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一切，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人生；第一次开始思考人性；思考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罪恶？

好友：太沉重，太沉重了，有温情一点的吗？

余：图书馆的戴尔华老师我不能忘记，当时正值“破四旧”的高潮，图书馆的一大批“封资修”书刊眼看保不住了，戴老师知道我喜欢画画又缺少资料，竟然把图书馆的钥匙给我，悄悄说：“你星期天没人的时候来，有关画画的资料自己挑。”我一连两个星期天都一个人去图书馆，收《人民画报》、《苏联画报》好些画剪下来，还有一本《列宾》画册我至今还珍藏着。要知道他这样“毒害青少年”是要冒极大风险甚至性命交关！再有姚馨丙老师，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我非常敬重他，觉得他很有学问，找机会向他请教，后来更是常常去他家。他那不足十平米的卧室兼书房成了我的避难所。我聆听他讲《红楼梦》等名著让我大开眼界，师母更平易近人，每次都泡茶给我喝，有时我们海阔天空谈的时间长了，还留我吃饭。我当时想，哪有这么好的老师。我一点都不怕他，他也不嫌我烦，还借书给我看。直到我下乡后，我还经常去看望他们。另外还有张启东、过效曾、许振国等老师，即使我工作后还常来往，依然给我教益。我觉得老师不仅仅学问要好，更要有人格魅力！

好友：看那段时光的经历直接塑造了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余：是的，这对我成长中思想的冲击和感染是极为巨大和深刻的，可能是先入为主吧，这一直成为我思想的导师和风格的导师！

好友：你是幸运的，但也可能是孤独的。

余：尼采不是说，孤独正是有的人非如此不可的命运吧。

好友：“艰难识世情”，在那个时候也能见到真情。

余：其实大家都很清贫，但又那样纯朴，那样真诚。同时在磨难面前又显得那样坚毅而无畏，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我真的好怀念他们，尽管已四十多年过去。

好友：正如莎士比亚借法兰西王之口所言：“最美丽的考迪莉娅！你因为贫穷，所以是最富有的；你因为被遗弃，所以是最宝贵的；你因为遭人轻视，所以最蒙我怜爱。”

余：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教导我们追求什么？

好友：那前人早就说过：一种境界是生存的境界，尽力做到吃好穿好住好，再加上有好车，当然不是马车了，哈哈！这也无可非议。进一步，是艺术的境界，有所创造，从创造中得到幸福。更进一步，有信仰的境界，有精神上的追求，有献身精神，像释迦牟尼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范仲淹的先忧而忧后乐而乐，都是高境界的。

余：这么多老师鼓励我爱好上艺术，而这正好又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工作，艺术虽没有带给我富裕，却带给我幸福和快乐。

好友：还有什么比幸福和快乐更重要的？你现在明白母校给你什么了吧，不是知识，是智慧。

余：母校的三年，有催人泪下的时候，也有暖我心扉的时候，那它到底给了我什么？是给了我独立的精神和宽阔的胸境。在那么多纯正、淡泊的老师面前，我显得多么渺小。

我明白了人生最大的失是什么？是真情的丧失！只剩下功力的追逐和人事的倾轧。最大的得又是什么？是得到一颗充实而又愉悦的心灵。这不是用金钱所能买到的。

但是，我的母校给予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