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届   殷登祥

今年是母校建校90周年的大喜日子，每个“一中人”，不论在天涯海角，也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向培养我们的母校致敬！我是母校第二届高中生，3年的一中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愉快、印象最深刻、影响最巨大的岁月。半个多世纪来，在我坎坷曲折的人生中，有几次几乎陷于绝境，但一旦想起母校，就徒然有了勇气和力量。母校是在我国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诞生的，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是一座拥有近百年发展史并因其累累教育硕果名闻遐迩的历史名校，一中人无不为此感到骄傲！

一中真好啊！

我出生在长江南岸一个衰落的小港口，解放前归南通管辖，一推开家门就能看到40里宽的江对岸的狼山和天生港的火柴厂，有时还能在海市蜃楼中看到南通市中心的繁华街区。我对南通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初中一毕业，我就迫不及待地填报了一中。尽管那一年录取比例是7：1，而且临考前夜，因没带蚊帐被蚊子咬了一夜，我还是幸运地考取了。

我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不太正规的乡间学校进入著名的市立中学，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我记得一进校门，是一个独立、敞亮的传达室，慈祥的老校工热情地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迎面是一个宽广的运动场，中间有一条笔直的马路。马路右边是200米一圈的跑道和足球场；左边是篮球场、单双杠、鞍马等运动器械和跳高、跳远设施，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玩的四肢固定在圆球中间向前滚动的“伏虎”。

穿过马路就是教学区，我们高中的教室在左边一幢挺气派的两层有走廊带地板的砖楼楼上，楼下是学校领导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办公室，最边上一间是一位以校为家的老校工住宿和工作的地方，上下课的铃声就从那里发出来，他还负责叫学生接外面打给他们的电话。再往左是西式建筑的图书馆。我是我们班与图书馆的联络员，负责班上同学的借还书，有时我还顺便帮着管理员做这做那，时间一长，不经意间我竟可以直接进书库浏览和借书，看到了一个迷人的知识世界。图书馆旁是小花园和公厕。我们的毕业照就是在这个虽说不大却也是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小花园里照的。

从我们的教学楼往右，大约有5、6排用红砖砌成的既美观又大方的平房，是老师办公室和初中学生教室。每排平房都带有走廊，平房之间也有走廊相连，整个平房教学区自成系统。这种科学的、人性化的设计，不但方便了教学也使师生们不用担心淋雨。再往右，后来又新建了一幢同样气派的两层带走廊的灰砖教学楼，宽敞、明亮、舒适，我们的高中教室随后就搬到这里。

从我们的老教学楼往里走是体育馆，我曾在这里参加过全校的演讲比赛，获得过校乒乓球比赛的亚军，还观看过令我至今难忘的神奇的口技表演。再往里是大食堂和厨房，厨房后面有一个小湖，我们经常蹲在一条伸到湖里的木板上洗衣服，旁边一棵长着浓密枝叶的大树正好在炎炎烈日下给我们遮阳纳凉。

紧邻平房教室是两排平房学生宿舍，前男后女。四周围着一个带竹门，上面缠绕着喇叭花的竹篱笆。一位农村来的年轻朴素的女校工，身上挂着一串钥匙，按时给我们开关竹门，还一大早把我们的洗脸水灌满我们宿舍门前的一只只水缸。有一次因为屋顶麻雀嘁嘁嚓嚓影响午睡，我用梯子爬上去掏麻雀蛋驱赶，不慎掉下来摔裂了膝盖半月板。宿舍右前方是几幢作为老师宿舍的西式小洋楼，后面是实验室。校园内到处有赏心悦目的树木和花草。

我看到这些我过去从未见过的完善的教学设施，这样整洁、宁静、优美的学习环境，而且还渗透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我的内心不禁高兴得喊起来：“一中真好啊！

老师，我感谢您们！

我有两位初中同学也考到了南通，我们三人都是班上前几名的学生。当初报志愿时，一位叫陈俊明的立志当教师报了通师，另一位张成统听了老师的建议报了通中，我的南通情结则使我报了有“第一”字样的一中。来南通后我第一次去通师访友，一进门就赫然见到“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大幅标语，给我巨大震撼！尽管我对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还不太理解，但我已经真诚相信教师是一个神圣、崇高的职业。

一中上课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教室。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老师准时站到了讲台上，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介绍自己，然后拿起名册点名，辨认一个个新生。没过几天，教我们班的10个左右老师我都认识了。我很快觉得，一中的老师与我以前见过的老师很不一样啊！他们大多学识渊博，为人宽厚礼貌，工作敬业负责，关爱尊重学生，拥有堪为表率的师长风范。在课内外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言传身教学生怎样做人。一中既有骄人的外在教学环境，还有一套内在充满生气活力的教学制度和秩序，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拥有一批品学兼备的优秀老师。

徐捷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在他的方脸盘上有一对深邃有神的大眼睛，一副宽边深色眼镜架在直鼻梁上；说话不急不慢，字斟句酌，很有逻辑性，这大概是他长期的数学思维形成的习惯。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一中最具长者风度的老师之一。我最爱听他每周一次的班评。他对班上动态一清二楚，透过他的讲评，我有时能了解到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语重心长、循循善诱，满含关爱之情。有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在高一第二学期，我刚从老家奔丧回来，突然班长王汉光来对我说，徐老师让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徐老师汇报后，很快就批准给我每月4元的助学金。这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正是这种对学生的深深的爱，赢得了我们对他的发自内心的尊敬。但遗憾的是，徐老师突然走了，走得这么快、这么早，留给我们无限的怀念和追思。

罗言武老师教我们语文课。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和使用的语言，我们往往自以为很懂，但实际上要真正懂得和掌握是很难的。但罗老师妙手回春，把这门老大难课程讲得生动活泼、兴趣昂然。罗老师衣着讲究，性格开朗，言谈高雅，阅历丰富，还略带几分绅士风度。他把语文并不只作为知识传授，而是强调它的社会性、实用性和创新性。我至今仍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富有哲理的名言：“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戏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他讲课非常投入，声音抑扬顿挫，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并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善于调动学生的情绪，课堂气氛活跃。我原来对语文课不很重视，作文也写得缺少感情。经过罗老师的点拨调理，让我开了巧，我的作文也开始跻身于教室后墙上的范文栏内。罗老师对我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我的高考志愿选择。长期以来，我一直以原子物理学作为奋斗目标。有一天，我经过罗老师的办公室，突然听到他叫我。他在问了我填报志愿的情况后，就很关心地说：“殷登祥，据我观察，你的逻辑思维和抽象能力很强，你应该考哲学，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很适合你。”在他的指点下，我终于克服了种种犹豫，填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如果说今天我在哲学领域里有什么成绩的话，那是跟当年罗老师对我的教育和指导分不开的。罗老师是我的一个恩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顾正林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他的形象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不可磨灭。他身材魁梧，边幅整洁，理一个小分头，时不时会用右手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他知识广博，开放潇洒，有思想，善辩论。他曾在华东师范大学进修过，对当代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观点如数家珍，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发表过论文，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老师。我曾想，如果顾老师能有机会去从事研究工作有多好啊！对于历史课，因为要记一大堆人名、日期、事件、朝代等等，往往让人感到枯燥乏味。但顾老师的课我们却非常爱听。他深知学生学好历史课的首要条件是兴趣，巧妙地把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利用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有意识穿插进一些历史典故和文学名著，把学生的兴趣始终吊得高高的。一上历史课，我们就嚷着要听故事，顾老师一方面拣精彩处讲几句，并指导课外阅读；另一方面又适时按计划把课讲完，使学生在兴奋中轻松地学到了历史知识。兴趣固然重要，但注意力也很重要。顾老师经常利用课刚开始或临结束时的几分钟，在黑板上出几个小题目，让大家在他发下来的小纸片上回答，往往是3题2答，有时布置在课后答，下次上课时交。他设计的这种教学技巧，有效保持了我们对历史课的注意力。我是课代表，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和收这种小纸片。我们良好的历史成绩和对他的深深敬仰，就是对顾老师呕心沥血教学的最好回报。他命运多桀，晚年身体又欠佳，留给我们不少遗憾。

我们的物理课是由万侃如老师教的。他正在青春年华，一脸朝气，浑身活力；勤恳钻研爱思考，眼睛深邃有神，充满期待和希望。物理课是主课，因其需要相应的数学基础和抽象思维能力，要学好它有相当难度。我感到，我们班的同学花在物理课上的时间比哪门课都多，即使在课间休息时也经常有同学聚在一起切磋琢磨物理难题。这多亏万老师的努力。万老师的物理教学很有特色。他善于通过理论与实验、历史与逻辑两个结合，把物理基本概念和规律讲清楚。他还狠抓解题，不仅重视教科书上的一般性习题，而且还把他平时积累的各种类型容易混肴并带有技巧性的一些难题布置给我们做，提高我们对物理问题的理解和解题能力。他还针对学生情况，加强个别指导。对学得好的学生，他推荐去做译自苏联的《物理习题集》中的难题；对有点吃力的学生，晚自习时，他利用自己学物理的经验满腔热情地给予启发和帮扶，他是来得最多、最勤的老师。万老师放弃了珍贵的继续深造的机会，全身心地扑在学生身上，像蜡烛那样，消融自己，照亮学生。与万老师在一起，通常的师生界线消失了，他更多地像一位富有爱心的兄长和知心朋友。因我向往原子物理，对物理课就格外认真。在他的鼓励下，我利用假期终于做完了苏联的《物理习题集》，获益匪浅。后来我从事艰深的宇宙学哲学问题研究，万老师那股钻研劲和迎着困难上的精神又暗暗地鼓舞着我。

张启老师是教我们立体几何的。课前我就听同学说他是南通教育界的知名教师，上课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初看觉得他很像替人间消灾 送福、和蔼可亲的弥勒佛，特别在他笑着介绍自己的时候。他的头发理得短短的，圆脸盘上一对不大的眼睛透着灵气，身体微微发福，红光满面。但点完名之后，他变得严肃起来，扬眉凝眼扫视着我们，我们立刻感到似乎有一股寒气向我们逼来，全班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小声说话，也没有人敢做小动作。我见过的老师不算少了，但从未见过这样的威严和场面。更奇特的是，他开讲第一句话竟然说：“你们不用预习和复习，只要认真听讲、做好作业就行了！”乍看起来，这与多少年来老师的教导不啻是南辕北辙。但这却是事实。在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中，点、线、面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种抽象，只有立体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我们看到张老师不慌不忙地摆弄起硬皮面的教科书，书的每一页纸都是一个平面，翻开书，两个平面之间就是一个夹角。他还拿学生的书与他的书拼出各种面和角的关系。让我们直接看着，同时讲解立体几何的各种概念和定律。他还不断提问题，与学生频繁互动。说来也神，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理解和掌握了这些原以为很难的概念和定律。在课后通过做张老师精心挑选和设计的习题，又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认识。张老师不愧是中学教学法的专家，他的直观的启发式教学，使我们既轻松又深入地学好了立体几何这门课。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受张謇孙子张绪武先生的委托来南通主持“张謇首创民办天文事业90周年学术研讨会”，南通市政府是会议的赞助者。当时的徐市长说她也是张老师的学生，对张老师在教学法上的造诣流露出很深的敬意。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张老师早已驾鹤东去，愿他的在天之灵在极乐世界中得到安息和永恒。

还有一位很有个性的俄语课老师叫季旭光。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交际，就是走路也是那么专注，很少看到他与人打招呼。他总是扳着脸，极难看到他的笑容，即使偶然笑了，也从未听到过笑声。这也许是缺点但也是优点，他不苟言笑，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学生身上。他教俄语特别重视基础训练，按他的理解和经验，这个基础就是正确发音和熟练背书。他不嫌其烦地带我们练发音，而且仔细倾听每个同学的发音，逐人逐音的纠正。有一位姓蒋的同学，人很聪明，因为出生地关系，“НА”（娜）和“ЛА”（拉）不分，该发“НА”音时还是发“ЛА”音，怎么纠都纠不过来，真让他伤透了脑筋。每学完一课，他都要布置几段让大家在课后背诵，并定好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背给他听。如果有发音错误，他会认真帮你纠正，有漏背或背不出来，他就让你下去再背，直到背好为止，绝不含糊。有时在课堂上，他也会突然叫出一位同学来背某一段。俄语课弄得我们好紧张，每天的早自习几乎都用在俄语上了。季老师也是来进行早自习辅导最多、最勤的老师。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他是为了培养“高徒”才“严”的。但有时严得有点儿让人难于接受。有一次，为了纠正蒋同学的发音，让我们一遍遍跟着他发“НА”和“ЛА”这两个音。可能是我一时走神，在他领我们发“НА”音时，我也和蒋同学一样发了“ЛА”音。这下他可火了，他认为我是故意的，就让我出教室。后经赵校长干预，我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我虽然有些委屈，但我对季老师特理解，因为他是为我好啊！我们与季老师之间很少语言交流，通常就是这种意会式的，甚至具有冲突形式的，心灵沟通。季老师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我们的爱。随着他教的一堂堂课，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当他生病时我们会想念他，去看他；当他爱人不幸去世时，我们全班同学几乎都去瞻仰遗容，表达我们的哀思和对季老师的爱戴。季老师也过早地离开我们走了，虽然我们没能来送他，但我们超越时空的悼念和敬爱之情将永远陪伴着他！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老师。来到一中，遇到这样好的老师，真是我三生有幸。饮水不忘掘井人，我情不自禁地要高呼：“老师，我感谢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