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届  金振林

我是懵懵懂懂走上文学道路的。

一九五一年，我从江苏南通县刘桥小学毕业时，自以为成绩平平，没有突出的地方，也不晓得爱好哪一门功课。可是，在考初中时，我们刘桥镇上十三个高小毕业生，居然只有我一个人考取私立南通市崇英中学。私立中学的学杂费很贵，父亲不让我读书了。他说，只要能写写信，打打算盘就可以了，我们全家祖宗八代也没一个中学生。当时，我成天在家里哭呀闹呀，眼泪流了有半升。我的母亲虽是个家庭妇女，倒很有远见，她卖掉陪嫁的铜器锡器，让我读书。我知道读中学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一进中学就发奋攻书了。

刚进崇英中学，我的各科成绩也是平平的，作文经常打“乙下”，相当于六七十分之间。然而，三年的初中学习，却引起我对文学的极大兴趣，后来终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陈雨吉。

陈老师当时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留着乌黑的西装头，两眼炯炯有神，上唇有一抹胡须，下巴微微翘起，中等个儿，神采奕奕，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陈老师是我们初一（戌）班的班主任，平时笑容可掬，跟我们接触很多。他喜爱文学，还在当时的文汇报发表一些短文，有时他把发表的文章读给大家听。记得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经久不息的掌声，渐而转为呼声……。”读他自己的文章时，语调显得格外亲切而生动。我那时候才知道，写了文章还可以投稿，但他不要我们投稿，他要我们多看书。

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渐渐爱上了文学。利用一切课余时间，钻在阅览室里不出来，我爱书如命。南通市离我老家刘桥镇有三十六里，星期天我也很少回家，借了书躲在寝室里看，那时看书的瘾真大，有点如饥似渴的样子。我喜欢看《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喜欢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严文井的《南南和胡子伯伯》、金近的《小鸭子学游泳》以及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惊险小说，为了多看书，我跟一个女图书管理员关系很好，为了讨她喜欢，我主动替她整理图书或是打扫卫生。

大概潜移默化的结果，书读多了，作文时再不用硬着头皮去“编造”了，过去一提作文就头痛，现在喜欢作文课了，下笔有写不完的话，一本作文簿子，三四篇作文就填满了。从那时起，陈雨吉老师逐渐对我发生了兴趣，我的作文本上，经常有他用紫红黑水涂写的葡萄串似的符号，那是称赞的表示，作文成绩上升到“乙”“乙上”，有时还可以拿到“甲下”，相当于八十分吧。记得陈老师曾这样勉励我说：“看得多，知识增加，写得多，笔下生花。”当时，班上有个女同学的作文成绩名列前茅，我赶不上她。还有几个女同学的作文也很好。她们心细，文字秀丽，读来娓娓动听，陈老师经常拿她们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传阅或朗读。

刚入学是，我的个子又矮又小，当然，还有比我更矮的三四个，我们这班矮子都坐在第一排。到了初中三年级，我的个子长高了，排在三四排之间，同座的同学是马**，经常吃“丙”，有时陈老师还送他一只“丁”——不及格。陈老师不把他放在眼里，有时，发作文喊到“马**”的名字时，我的同座刚一站起来，陈老师就声色俱厉地说：“你是三十晚看月亮——没希望。”有时他犟嘴，陈老师就罚他站在门外。可见陈老师是如何偏爱作文好的同学，厌弃作文成绩差的同学了。

崇英中学原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女校长林弥励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进学校时，两位美国小姐已经离校回国，可是，校名未改。当时，南通市除了崇英中学外，还有崇德中学，我们不愿崇拜英国，——当时孩子们是这样理解的。于是就想校方和市教育局抗议，要求更改校名。斗争的结果是，第二年把校名改为“南通市一中”。不久，学校扩建了许多新校舍，一式的红瓦绿砖，我写了首“诗”，——实际上是顺口溜，什么“红的瓦来绿的砖”，竟遭到一些同学的挖苦和耻笑，他们讽刺我是“高尔基”，背地里讲我成不了“作家”。当时，我对“作家”可算崇拜得五体投地，我想，作家的本领大得惊人，可以让你哭，让你笑，生死予夺。同学们越是讥讽我，我越是要立志当作家，陈老师更加“宠爱”我，在经济上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替我申请人民助学金。我的作文等第常常是“甲”，他经常在班上朗读我的作文，有时，将作文题提前一天告诉我，要我先做好，第二天在黑板上写作文题后，就朗读我的作文，以作示范，他还经常把我的范文拿到初三其余七个班轮流朗读。使我难忘的是，有一天，陈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金振林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老师的话是何等的发人深省，回味无穷啊！……以后，除了完成陈老师的命题作文外，我还学写童话，有一篇叫《金元和卢布的对话》，我还写起小说来了，第一篇叫《春天的故事》，胡诌了一万多字。当时，第一次全国儿童文学评奖刚刚揭晓，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荣获一等奖，我斗胆将小说寄给张天翼同志，他因肺病在住院，一位姓沈的同志代他回了信。并告诉我，《春天的故事》已转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然，隔不多久，稿子退回来了，又遭到一些人的奚落，可是，陈老师鼓励我，说：“要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这句话促使我走上文学之路。应该说明，当时立志当高尔基，作文比我好的同学还有不少，可是，至今近三十年，仍在写文章的几乎找不到一个。这说明，创作之路是一条马拉松式的长跑道，能跑到终点不掉队的寥寥无几。我也正在跑，会不会掉队，全靠意志力的支撑！三十年前，一颗童稚的心，只幻想当“作家”，三十年后，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除出版六本书外，还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大概也算个不合格的“作家”吧，我现在才体会到，作家的生涯是戴着枷锁跳舞，自讨苦吃又在苦中取乐。

作家的成长与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看作家本人的气质和毅力，以及现实生活对他的影响。这一点，高尔基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大学时在“人间”。记得初中毕业时，陈老师曾出于关心地问过我们：“你考不取高中怎么办？”我的同座***站起来，信心十足地说：“我要考高中，上大学。”陈老师冷笑一声说：“你还要上大学？我看，你跟你父亲学个瓦工吧！”在课堂上引起一阵哄笑。当陈老师问我时，我回答说：“考不取，我要求分到新华书店去。”他不解地说：“为什么，你会考取的。”我说：“我在新华书店，一边工作，可以一边看白书，不用花钱买。”他摇摇头，表示惋惜，因为我的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了。接着他又叮嘱我说：“花开在春天，学习在少年”、“鸟无翅膀不能飞，人无志气没作为。”初中毕业后，我考取高中，同时也考上南京地质学校，可是家里穷，上高中就得再上大学，父亲盘算的结果，不同意，因为两个弟弟正等我早日工作后支持他们读书，我就上了不要花钱的地质学校。

一九五八年我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小书《山谷红旗飘》，第一批样书就寄给母校南通一中和陈雨吉老师，可是，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后来回乡探亲时，才得知陈老师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离开了学校，生活非常清苦。一家数口，挤在一间小房里，富于戏剧性的是，陈老师曾经劝其学瓦工的马**，没有接他父亲的班，当然也没有考取大学，现在成了大权在握的房产管理员。听老同学讲，陈老师为了房屋问题，曾经找过马**。当时有无限的慨叹啰。不难想象的是，这位当年英姿飒爽的语文老师，如今也许是满头白发，满脸煤灰的人了吧。这是多么寒伧的情景啊。

“四人帮”粉碎后，三中全会之前，接到家乡朋友来信说，陈老师又喜笑颜开地重新登上了讲坛——在某中学担任高中语文老师。

陈老师，我是非常尊敬你的，你是我成为作家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可是，作为你的学生，我忠告老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千万不要根据自己的喜爱而偏爱一些人，厌弃一些人，应该“一视同仁”。在同学们幼稚的心田里，应该播种正直无私的、生命力强的种子，让金色的阳光、甜润的风、生命的甘霖，培育这些种子发芽、开花，结出累累硕果。啊，我的陈老师，我多么盼望见到你，我希望在离校三十年后，在你六十寿庆的时候，你的学生，捧献给你的是我的第十本新书。（此文原载于《作文选读》1982年第9期）

附记 1991年5-6月份，我应邀作为中国期刊观察员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第29届世界期刊代表大会（FIPP），顺访苏联、法国。回国后得悉陈雨吉先生患胃癌正在住院，我立即赶回南通，与陈先生的另外两位“高足”——特级教师李吉林女士，测绘高级工程师马祖泽先生，一同去看望陈先生。他已处弥留之际，得知我们三位得意门生前来探望，他十分激动，难得睁开双目看了我们最后一眼。然后喃喃自语，泪水在眼眶中打旋，我将从法国、芬兰带回的纪念品轻轻放在他的枕边，呜咽而别。谁知，这便是我与老师的最后一面。值此母校90大庆之际，我愿将此文寄给母校，一来表达对母校的感恩，同时也是对陈雨吉先生的一份告慰，愿他在天之灵安福！ （2009年4月20日于长沙）